119 复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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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已经深了。之前，蒲素就让于大宝开车回去了，让他到了以后从通道过去和李文娟通知一下，今晚他就不回去了。如果不打招呼的话，那边院子的人会一直紧张，给他等门。

    这些材料里，有徐恩佐他们三个人根据各自了解到的情况做出的交代。还有很多是上级委派两名政工干部特意带给他的上海形势汇总，加上政工干部自己积累的素材。

    这些资料非常珍贵。既是多方位在他面前展示了上海的混乱局面，以及多方势力在参与角逐中的方式和特点。更让他清楚了解到这几年来上海局势的复杂和危险。

    后勤同志拿来了铺盖。因陋就简，就在这间屋子里，给他拼了几条长凳，困了的话，可以在这里休息，顺便还给他沏了一杯酽茶。

    待后勤走后，蒲素吹了吹茶杯里的浮沫，展开材料接着看了下去。

    与谭宝义同行的还有两人朱山猿和一个名叫徐国琦的指挥官。1939年2月1日左右，谭宝义经由宁波抵达上海。当徐国琦宜接向赵光义报到时，赵光义要他叫其他人静候进一步的命令。

    随后，谭宝义与一位堂兄一起居住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上的一家杂货铺内。此后，他草率地召集了几个当地市民，诸如小职员和学徒工之流，他们是这个国民党暗杀组织的非正式成员。

    然而，谭宝义作为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认为自己乃是专业的秘密特工，是军统总局派遣出来的“嫡系成员“，实际上他对于戴利军统上海分局的“地方机关”则一无所知。

    春节之前一个星期，谭宝义到了大世界娱乐厅隔壁的国泰饭店客房，看望徐国琦和朱山猿。徐国琦关照谭宝义要随时等候紧急召唤，并叫他搬至霞飞路上的东昌饭店。平福昌也被提醒即将有暗杀行动。

    这一命令由赵光义发布，因为他已得知可能在2月16或17  日——”外交部长“陈篆打算秘密返回上海，在愚园路668弄25号的公馆内与亲友们一起过春节。他的情报来自陈箓的两个保镖何鹏与赵玉定，他们都是东北奉天人，由军统局一个首脑推荐给外交部。

    大家都待在南京时，唯有他俩能知道陈箓将在2月16日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赵光义之所以能够开发这些情报资源，首先是因为陈箓的周围都是东北籍卫兵，他们都是在统治东北的“少帅”张学良的妹妹成为他的媳妇时，参加其卫队的。

    然而，任用一帮同乡，尤其是自己却是异乡人时，乃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一个人暗中破坏，其他诸人都会迅速响应。

    在此情况下，赵光义先与少帅的东北卫队的前队长刘海山接触。刘海山同意为军统局效劳，参与暗杀行动。此后，通过刘海山与陈箓家庭的东北籍保镖的接触，赵光义才获得了有关陈箓的旅行计划以及公馆的房屋布局图。

    2月17日，陈友涛与保镖何鹏一起抵达上海，以便为其父亲作先行安排。翌日上午10时，陈箓从南京打来电话，说他将在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

    下午2点半，陈友涛便带着两辆汽车，急匆匆地前赴火车站。陈箓的私车由其司机黄永贵驾驶，车上载着保镖张树稳及其亲戚忤慧小姐她也是维新政府的工作人员。

    这帮人在站台上等候。3时，陈箓的车厢准时驶人北站，陈箓便与保镖赵玉定一起下车。由陈友涛驾驶的第二辆小车（车上还有保镖何鹏），则停在四川北路和虬江路的转角处等候。

    此后，两辆车一起驶向百老汇大厦，维新政府的外交部便在大厦的四楼，陈箓来上海时，有时将这里作为起居处。短暂地停留了  10分钟后，陈氏家人们及其保镖便回到两辆小车内，车子驶向愚园路的陈公馆。

    他们都穿戴着同样的骆驼毛大衣和毡帽，“以至在行驶途中一旦有人行剌（陈箓），便很难分辨彼此。

    除夕（星期六）下午4点钟，赵光义得知了陈箓在上海的行踪。他此前已经问过平福昌是否有勇气为国民政府干点积极的工作。

    如今，他将陈箓现身上海的情况告诉了平福昌，并命平福昌于次日一早在沧州饭店与他见面。

    第二天（即农历年初一）早上，平福昌来到饭店，被赵光义派往喇格纳路上一个刘姓者的家中，去取行动所需的武器。平福昌准时离开了喇格纳路，回到沧州饭店时他带来一只木制的野餐盒。事后他说，盒内藏着4支白朗宁手枪，每枪4发子弹，另有一把日本造的手枪，附带15发子弹。

    在此同时，行动组的其他成员也在联系。谭宝义搭乘徐国琦的车，在年初一的下午4时被带到沧州饭店，当时其他6个待工已经在场，他们是平福昌、朱山猿、徐志浩、尤品山、刘海山和赵光义。

    赵光义从野餐盒内取出4支手枪，交给徐国琦、尤品山、平福昌每人一把，自己留了一把。据谭宝义说，“他然后告诉我们道，我们将要去行刺一个姓陈的人，他是维新政府的高官，刚从南京抵达上海。他要我们这些人先分成两三个小组，再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外集合起来。”

    平福昌和徐志浩，搭乘了一路双层汽车前赴愚园路。而尤品山、刘海山和赵光义则乘岀租车前赴集合地点。这五人一直等到下午6时，步行的谭宝义、徐国琦和朱山猿才到达。

    他们经过一番踏勘之后，认为现在宾客太多，难以立刻袭击陈箓他们。故决定先在附近的一家酒吧中消磨时间。一直等到7点过后天降大雨时，这八个人才披着雨衣，穿着长衫，悄悄地穿过陈公馆周围愚园路北侧的小弄堂。

    通常，陈公馆的前门有两个门卫，但当时主要警卫邵富生却离开了岗位。剩下的一个警卫宋海林，佩着一支没有执照的左轮枪，正在单独值班。

    他看见特工们从两侧走上前来，其中的一人（可能是刘海山）用带着北方口音的国语问他是否带着枪。他尚未开口回答，其他人便蜂拥而上卸了他的枪。

    刘海山和徐志浩留在弄堂里看守大门。朱山猿与平福昌将警卫拖人庭院，由徐国琦、谭宝义及尤品山组成的暗杀队拔出武器，悄悄地推开了没有上锁的厨房门。在屋内，桌上还放着春节的晚餐，陈箓与其妻子正在客厅里款待罗文干夫妇俩。

    陈箓与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正靠在一只长沙发上，而两位女士则坐在两侧的扶手椅上。突然，一个男子从客厅的后门走了进来，他掏岀手枪向陈策近距离开了三枪。陈夫人跌倒在枪手和丈夫之间，而罗文干夫妇则冲向客厅的另一道门。

    他们摸索着门锁，打开了门，却撞到了站在厅中的赵光义。赵光义则向“外交部长”陈箓射岀了所有的子弹，使他在太阳穴上中了致命的一枪。

    当陈箓从长沙发上滑到地上时，赵光义掏出早在旅馆客房中就准备好的一张纸，丢在这个汉奸的尸体上。纸上用黑色大字写着“处死通敌分子！常凯申总裁万岁！”撤在沙发上的另一纸上，则写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灭奸贼，永保华夏!'”

    两张纸的最后都署名“中国青年铁血军！”四个行动组成员以及两名东北保镖何鹏与赵玉定旋即撤出了陈公馆，说了一句“事建功成”后，谭宝义与赵光义便乘出租车离开。其他人在释放了门卫后便消失在小弄堂内，沿途抛掉了手枪。

    晚上7点半，当工部局警务处，接听到目击者之中一位妇女惊恐万状的电话时，这些国民党特工已经乘在返回各自寓所的公共汽车或黄包车上了。

    陈箓暗杀事件的成功是戴利领导的军统局，沦陷后的一个重大胜利。在此期间，恐怕没有其他刺杀行动能使通敌分子更加牙齿打额了。

    然而，这次事件更加激化了西方列强与日本在公共租界控制权问题上的冲突，导致双方都采取了几个重大行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叠加之下，酿成了今后（明年）的珍珠港事件。

    陈箓的被刺，令中国的爱国者们激动万分，包括徐恩佐他们在牢里也听说了。那时候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了76号。据三个人在供词里的交代，到了76号之后的待遇和之前在虹口比，简直像是一个天一个地。

    第二天，上海市民在报纸上看到了颇具文釆的一条标题《英勇男子昨夜自天而降，通敌分子立时名登鬼录》日本人则如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

    继陈箓之后，他们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出任伪外交部长。但是，他们却无法指责英国人在保护陈箓方面失职。

    因为，即使静安寺路捕房的租界警察到达谋杀现场，工部局警务处也很快发现愚园路  668弄25号，乃是日本宪兵队管辖的地址。一旦向日本人指岀这点，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抱怨工部局警方没有尽早将伪外长抵达上海的消息通知他们。

    在陈箓被行刺的同一天，有四个日本人也遭到袭击，其中一人重伤，因此受到日本当局的高度重视，几乎将它作为陈箓案的替代品。

    四人中，一人是日军的官方摄影师（小柳次一），一个是出租车舞女盛冈允子，一个是名叫佐都陆夫的男子，以及一名日本妓女。

    他们在租界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吃了午饭，正要乘一辆出租车离开时，一个身穿中式服装的男子走上前来向车窗内胡乱开枪。盛冈小姐侥幸逃过一死，子弹擦过她胸脯右侧的肋骨。

    佐都先生的右腕鲜血直流。警察向刺杀分子开了火，结果误伤了附近的一个乞丐。两个华籍巡捕与一个印籍警察一直将袭击者追到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但他还是逃脱了。

    虽然有些看热闹的人说，袭击者是个日本人或高丽人，并猜测他是岀租车舞女的仰慕者。但是，日本军事当局则把这次袭击说成是“对于和军队有关系者的预谋性袭击”。

    《大陆新报》援引了  1938年1月3日工部局警务处与日军特工部的协议条款，即“日本军事当局有权对重复出现的类似情况采取独立行动。”另一些日本报纸则敦促夺取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以“最终和有效地解决上海的恐怖活动”。

    美国国务院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评论道“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显然不仅仅想恐吓为日本效劳的中国人，并貝还想使外国列强卷入与日本的纷争。”

    “另一方面，日本似乎在谋求进一步贬损工部局，以推行其最终夺取公共租界、或许还有法租界的政策；日本人从中国方面的恐怖活动中找到了方便的借口。”

    《朝日新闻》引用了日本军方，发言人不详的言论“恐怖活动乃是常凯申政权衰败的征兆。最近的犯罪事件，尤其是陈箓先生遭受的厄运，是引起日本远征军当局密切关注华中地区的原因。”

    这类战争恫吓导致了美、英之间的频繁外交活动，并引起了工部局官员们很大的焦虑。2月22日，日本驻沪总领事三浦义秋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及日军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的陪同下，拜访了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s  frankl)，并递交了一封信。

    心中不仅指责工部局在春节期间未能采取适当的保卫措施。此信还要求严格执行工部局1938年7月1  日关于逮捕和驱逐罪犯的声明，允许日本警察机关在公共租界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日本臣民，以及保证工部局警务处日捕股得到加强。

    之后，工部局便立即在公共租界内采取严厉措施在弄堂口设置路障，经常性地搜捕，以及在市区街道上持续不断地巡逻。他们还通过另外两种渠道来谋求控制中国抗日分子的恐怖活动中国人的私人接触和外交途径。

    ……

    换个人名，大家可以当真的看。我认为可以帮助大家起码知道那个时候，各个势力各自都在做什么。而作为普通百姓，广大青年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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