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活字印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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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涨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6]

    宋人周必大(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着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费时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

    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的刻东西的印章。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年）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着作——《农书》。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

    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

    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

    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万个。

    1965年在浙江温州发现崇宁年间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本，字体大小不一，有个别字被横置，显然是活字本。

    1907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1300年的几百枚全套维吾尔文字母活字。1928年中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发现带汉字的维吾尔文活字印本。

    1322年，浙江奉化县尹马称德，用十万木活字，排印《大学衍义》。

    1490年，江苏无锡印书家华隧，用铜活字排印书籍千余卷。

    1574年，铜活字排印《太平御览》1000卷。

    明代用木活字排印的印刷物包括《壁水群英待问会元》、《四友斋丛说》、《晏子春秋》、《小字录》、《栾城集》等。

    明代铜活字本包括《宋诸臣奏议》、《渭南文集》、《石湖居士集》、《曹子建集》、《蔡中郎文集》、《吴中水利通志》、《唐人集》、《玉台新咏》等。

    1725年，内府制造25万枚铜活字，排印64套《古今图书集成》，共32万余卷。

    1733年雍正诏令制木刻活字。二十五万余木刻活字，在一年内全部完成，排印2300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现存清代活字刊本还有《常州府志》、《近台记闻》、《无锡县志》、《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衍义》、《红楼梦》、《万历野获篇》、《续资治通鉴长篇》、《学海类篇》、《南疆译史勘本》、《仙屏书屋初集》、《音学五书》、《琳琅秘室丛书》等。

    世界发展

    13世纪末，高丽用金属活字印《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7]

    1376年，朝鲜出现木活字《通鉴纲目》。

    1436年朝鲜用铅活字刊印《通鉴纲目》。

    16世纪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经》、《劝学文》。

    144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

    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着《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

    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汉学家安田朴曾以“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为题，论证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

    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伦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他见到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采用活字法印书。意大利人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树立他的雕像作为纪念。

    法国汉学家儒莲，曾将沈括《梦溪笔谈》中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一段史料，翻译成法文，他是最早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史实，介绍到欧洲的人。

    古登堡所发明的铅字，实际上同时含有铅、锡与锑。因为活字合金含有铅等对人体有害的金属、使用麻烦以及工艺上的不足，在电脑排版流行以后，逐渐销声匿迹。

    活字印刷术、浑天仪、豆浆，这些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发明，不过，有很多韩国人声称它们的发明权归韩国。这不，因为韩国的一本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于是韩国人便声称自己是活字印刷术发明的祖先。

    韩国学者敢于宣称“起源国”在于有“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两手证据。

    一手证据是《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下称《直指》）。韩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称：2001年6月，《直指》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直指》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

    另外一手是他们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对毕升的泥活字进行了还原，发现了“问题”，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韩国学者提出，毕升仅仅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话说《直指》作为韩国金属活字的“孤证”，受到了超越国宝的尊崇，宣传攻势十分了得，前总统金大中亲自参加了古印刷博物馆的活动，清州市和庆州市有“直指路”、“直指桥”等等——可见，韩国人已经把活字印刷当作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

    为了打造这个金字招牌，韩国前后动用了数以亿计的金钱——仅仅是2000年的清州国际印刷出版展览会和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庆典，韩国政府便投入150亿韩元举办。

    在扞卫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权方面，中国专家学者纷纷着述，推出数以百计的文章，更撰写出一系列学术专着，例如张秀民、韩琦的《中国活字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史金波、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邹毅的《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等等，阐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对“韩国为活字印刷术的祖先”这一论调进行了有力回击。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教授更是指出，由于采取了“打印”方式，韩国的金属活字最初每天仅能印10页，经过多年改造后达到韩国金属活字印刷顶峰的“甲寅字”一天也只能印40页，速度上远落后于采用“刷印”的中国的泥字、木字及金属字印刷术。

    面对韩国的两手证据，中国提出了“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发展史”三方面的证据。

    依照《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毕升当年发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苏州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用毕升遗法制泥活字证明可行。

    而在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来”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该课题组按照《梦溪笔谈》“薄如钱唇”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两种规格的活字，经专业测试和印刷试验，不存在“易碎”问题。该课题组介绍，韩国学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为太薄或者烧制工艺不成熟。

    至于韩国学者质疑“常使活字掉下来”，课题组根据当时配方松香、蜂蜡和纸灰，只要粘药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课题组认为，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药，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药与毕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对活字的“复活”，出土文物对中国四大发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1世纪初不断发现比韩国《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里发现的西夏（1038-1227）文献甚至详细记录了参与印刷各个工序的人员名单。

    从印刷发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后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最晚在唐代已经发明。

    孙寿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威市着名西夏学者、西夏文泥活字专家）通过对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多年的研究后证明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印刷版本，这一学术实践的研究成功，证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对于活字印刷的争论十分激烈，并由此开过世界的学术会议。

    而孙寿龄坚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他从武威出土的这件文物认定，中国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为了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所着《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选泥、制料、刻字、烧制，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饭的土炉子烧制泥活字，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烟熏火燎中经受了一次次失败的考验。

    最后，从炉灰中用皲裂的双手扒出了3000多个既难写又难认的西夏文陶字，又用毕之法摸索印书。